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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徽下的誓言上（第1页）

第35章：警徽下的誓言

【文章摘要】：本文讲述了周明森从警校毕业生成长为一名优秀民警的过程。他经历了基层工作的艰辛，处理了各种案件和纠纷，逐渐理解了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。在赵华甫和牛立新的指导下，他不断学习党的理论知识，提高业务能力，最终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。文章展现了周明森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，以及他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。

一：春寒料峭

一九九一年的唐河县，春意像是个羞怯的姑娘，总在人们翘首以盼时迟迟不肯露面。料峭的寒风卷着残冬的余威，在田野间打着旋儿，将去岁遗留的玉米秆吹得簌簌作响。那些枯黄的秸秆东倒西歪地戳在地里，像是被岁月遗忘的哨兵，而零星从冻土中探出头的草芽，则带着几分倔强，与这顽固的寒冷对峙着。田埂上的泥土还冻得发硬，踩上去能听见细碎的开裂声，远处的村庄在灰蒙蒙的天色下，只有几缕炊烟有气无力地往上飘，很快就被风揉碎在半空里。

昝岗乡派出所坐落在镇政府西边，一处不算宽敞的院落被一圈半旧的砖墙围着。墙头上的水泥不少地方已经剥落，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，墙根下还堆着些过冬没烧完的煤渣，黑乎乎的一片。院子中央那棵老槐树，枝干遒劲，皴裂的树皮记录着不知多少个春秋的风霜，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被虫子蛀出的小洞。此刻，它的枝桠依旧光秃秃地伸向灰蒙蒙的天空，唯有仔细端详，才能在最顶端的枝梢上发现一抹几乎与空气融为一体的嫩绿——那是春天最隐秘的信号，正憋着一股劲儿，想要挣脱冬日的束缚。

清晨六点半，天刚蒙蒙亮，东边的天际线才泛起一丝微弱的鱼肚白，派出所值班室的窗户就透出了昏黄的灯光，在这寂静的乡野间显得格外醒目。我站在窗前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窗框上剥落的油漆，指尖能触到木头的纹路和凹凸不平的边缘。我一身橄榄色的警服穿得笔挺，肩线分明，领口的风纪扣系得紧紧的，只是眼底那圈淡淡的青黑，泄露了我一夜未眠的疲惫。制服的布料有些发硬，是去年新发的，洗过几次后依然带着挺括的质感，左胸的警号在灯光下泛着细微的光。

我的右手心里，攥着一张薄薄的信纸，纸边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发皱，摸上去潮潮的。信纸抬头，用钢笔工工整整写着五个字——“入党申请书”。那字迹力透纸背，每一个笔画都像是凝聚了我无数个日夜的思索与抉择，墨迹深沉得仿佛要在纸上刻下永恒的印记。写这几个字时，我特意换了支新钢笔，吸足了墨水，一笔一划都不敢怠慢，生怕哪个笔画写歪了，就显得不够虔诚。

窗外，几只麻雀在光秃秃的槐树枝头跳跃着，它们的羽毛被寒风吹得蓬松起来，像一个个小小的灰色绒球，叽叽喳喳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像是在讨论这迟迟不来的春天。有两只麻雀为了争抢一个树杈，还扑腾着翅膀斗了起来，没一会儿又一起飞走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冰冷的空气带着凌晨特有的清冽，钻进鼻腔，一路凉到肺里，让我打了个激灵。空气中还混杂着泥土苏醒的气息，那是一种潮湿而微腥的味道，提醒着我这片土地正在慢慢回暖，只是这暖意来得太过迟缓。

这是我在昝岗派出所工作的第八个年头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八年前那个背着帆布包、一脸青涩的自己，穿着不太合身的警服，站在派出所门口，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和一丝不安。那时候的警服还是老式的，颜色比现在深一些，我个头还没完全长开，衣服穿在身上晃荡晃荡的。从二十岁初出警校的毛头小子，到如今能独当一面处理辖区大小事务的民警，岁月就像院子里的老槐树一样，在我身上悄然刻下了年轮——额头上多了几道浅浅的纹路，手上也添了不少伤疤，有被嫌疑人抓伤的，有处理纠纷时被农具蹭到的，每一道都藏着一个故事。这些年，我也在心里沉淀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，那是对这身警服的敬畏，对群众的牵挂，还有对那份责任的坚守。

“明森，又是一夜没合眼？”

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不疾不徐，带着一种沉稳的节奏，踩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发出“笃笃”的轻响。赵华甫所长端着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走了进来，缸身上用红漆写的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字，已经被岁月磨得斑驳褪色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边角还有几个小坑，是常年磕碰留下的痕迹。他身上的警服比我的旧一些，袖口都磨得起了毛边，但依旧洗得干干净净，熨烫得整整齐齐。

我像是被这声音惊扰了，下意识地将手中的申请书往身后藏了藏，动作有些慌乱，像是个怕被老师发现秘密的学生。转过身时，脸上已经堆起了一抹略显局促的笑容：“赵所，您不也这么早就来了。”说话时，我的声音还有些干涩，大概是一夜没喝水的缘故。

赵华甫年近四十，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，尤其是鬓角，像落了一层霜，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里，白发格外显眼。但他的眼神依旧锐利，仿佛能看透人心，任何细微的情绪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脸上深深的皱纹里，藏着二十年基层工作的风霜与智慧，那是日复一日走村串户、处理各种棘手事务留下的印记。他瞥见我身后那露出来的一角信纸，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扬了扬，露出一丝了然的笑意，眼角的皱纹也因此舒展开了些。

“怎么，终于写好了？”赵华甫的声音带着点沙哑，像是冬天里被风吹干的树枝摩擦发出的声响，却透着一股温和的力量，让人听着心里踏实。

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手指穿过头发，触到了头皮上的短发茬。从身后拿出那张被攥得温热的申请书，双手递了过去，手指因为紧张有些微微发颤，声音里带着点紧张：“写了三稿，总觉得还是词不达意，心里的想法太多，不知道怎么才能说清楚。”第一稿写得太生硬，像背书一样；第二稿又太啰嗦，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都写了进去；这第三稿，我改了又改，直到凌晨才总算满意。

赵华甫没有立刻接过来，而是先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。缸子里的茶水还冒着热气，一股劣质茶叶的苦涩香气随着热气弥漫开来，在值班室里氤氲，和空气里的煤烟味混在一起，形成一种独特的味道。他拉过一把吱呀作响的木椅坐下，椅子腿在水泥地上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，这把椅子大概比我来所里的时间还长，椅面上的漆掉了一大块，露出里面的木头。这才伸出双手，郑重其事地接过了那几张薄薄的信纸，手指因为常年劳作而有些粗糙，指关节也有些粗大。

值班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只剩下墙上那只老式挂钟发出“滴答、滴答”的声音，像是在为这庄严的时刻伴奏。挂钟的外壳是掉了漆的黄铜色，指针走起来还有些卡顿，但每一声都清晰有力，敲在人的心上。我屏住了呼吸，目光紧紧跟随着赵所长阅读的节奏，心脏在胸腔里“咚咚”地跳着，像是要挣脱出来，震得我耳膜都在响。这几页纸，不仅仅是文字的组合，更是我这些年从警生涯的回顾，是我对信仰的叩问，承载着我内心最深处的渴望——渴望成为像赵所长他们那样的人，成为群众可以依靠的人。

赵华甫读得很慢，一字一句，仿佛在掂量每个字的分量。他的眉头时而微微蹙起，像是在思索着什么，时而又轻轻舒展，像是看到了共鸣之处。他的手指偶尔会在纸页上轻轻点一下，像是在标记那些触动他的地方。当他读到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因为在赵华甫同志等老党员身上，看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，他们就像这院子里的老槐树，默默扎根在这片土地，为群众遮风挡雨”这一段时，握着信纸的手指不自觉地停顿了一下，眼角似乎有微光闪过，他抬起手，用指腹轻轻擦了擦眼角，像是被什么东西迷了眼。

终于，他读完了最后一个字，将申请书轻轻放在桌上，手指在纸页边缘轻轻摩挲着，像是在感受上面的温度。

“写得很好，情真意切。”赵华甫抬起头，目光落在我紧张而期待的脸上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，像砸在石板上的雨滴，“不过明森啊，入党不是写篇文章那么简单，它意味着一辈子的承诺和担当。你想清楚了吗？”他的眼神里带着审视，也带着期许。

我猛地挺直了腰板，像是在接受检阅的士兵，脊椎挺得笔直，声音虽然有些发紧，却异常坚定：“所长，我想清楚了。这八年在所里，我看到了您和其他党员同志是怎么做的，我也想成为像你们一样的人。”说这话时，我脑海里闪过了无数画面：赵所长冒着大雨帮村民抢救粮食，王副所长半夜背着生病的老人去医院，李姐耐心地调解了一整天的家庭矛盾……他们的身影，就是我想要追寻的方向。

他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，用嘴吹了吹浮在水面上的茶叶末，茶叶梗在水里打着转。呷了一口，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开来，他咂了咂嘴，像是在品味这苦涩背后的滋味。他看着我年轻而坚定的脸庞，像是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，眼神里充满了感慨，缓缓开口道：“记得你刚来所里那天吗？”

“记得，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。”我几乎没有犹豫，脱口而出。那个日子，就像一颗钉子，牢牢地钉在我的记忆里，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。那天的阳光、空气的味道，甚至自己当时紧张得发颤的指尖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二：初来乍到

八年前的十月，比往年要热得多。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球，炙烤着唐河县的每一寸土地，柏油马路被晒得软绵绵的，踩上去能留下浅浅的脚印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燥热的气息，混杂着尘土和庄稼成熟的味道，让人有些喘不过气。路边的玉米叶子都被晒得卷了起来，蔫蔫地耷拉着，几只老母鸡躲在树荫下，张着嘴不停地喘气。我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，帆布的边角都磨破了，露出里面的棉线，里面装着我简单的行李——一件换洗的褂子、两条裤子，还有一本崭新的警校毕业证书，红色的封皮在包里格外显眼。我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分配通知书，指腹都被边缘硌得有些发红，和段旭、刘长坡一起站在了昝岗派出所的门口。

那时的我，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，下巴上的胡茬才刚冒出来一点，稀稀拉拉的。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，那是在警校训练时被太阳晒出来的，眼睛明亮得像夏日的阳光，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。一身新发放的警服穿在身上，显得有些宽松，袖口和裤脚都要卷上几圈才能合身，裤腰那里还得用皮带紧紧勒着，不然走路都往下掉。我们站在派出所那扇掉漆的铁门前，铁门上面的漆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，露出里面锈迹斑斑的铁，门轴也不太灵活，开关时发出“吱呀”的怪响。我们心里既兴奋又忐忑，兴奋的是终于要成为公安局的正式一员，实现自己从小就有的警察梦，忐忑的是不知道未来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，自己能不能做好，能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。

接待的正是派出所领导，其中就有赵华甫。当时的赵所长，头发还没有这么白，只是两鬓有些许银丝，皱纹也没有这么深，但眼神同样锐利，像鹰隼一样，仿佛能洞察人心。他坐在办公桌后，办公桌是老式的木制桌子，桌面上有不少划痕和烫印，一看就用了很多年。他翻看着我们的档案，手指在纸页上轻轻敲击着，发出“笃笃”的轻响，头也不抬地问：“警校毕业的？”他的声音比现在要洪亮一些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
“是！”我们下意识地立正站好，声音洪亮得有些过分，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突兀，甚至有些刺耳。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颊在发烫，心跳也快了几拍。

赵华甫这才抬起头，目光在我们身上打量了一圈，像是在评估一件新工具的性能。他的目光从我们的头发、肩膀，落到我们的鞋子上，那眼神让我有些紧张，下意识地挺了挺腰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缓缓开口，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：“在这里，嗓门大没用，得心里有群众。群众的事，再小也是大事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”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，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我们心上。

那是我来到派出所后，上的第一课。我当时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，只要把案子办好，把坏人抓住，不就行了吗？那些家长里短的事，有什么好管的。直到当天下午，跟着赵华甫处理了一起邻里纠纷，我才对这句话有了初步的理解。

那是两户村民，因为一棵长在院墙边上的柿子树吵得不可开交。张老三家的院墙和李老四家的紧挨着，院墙是用土坯砌的，有些地方已经塌了个角，用几根木棍顶着。那棵柿子树就种在张老三家的院子里，树干有碗口那么粗，枝繁叶茂，可树枝却越过了院墙，伸到了李老四家的院子上空，结的果子有一大半都挂在了李老四家那边，青黄色的柿子已经有拳头大小，再过些日子就要成熟了。

张大妈叉着腰，脸上因为生气而涨得通红，唾沫横飞地喊：“这树是我家老头子当年亲手栽的，根在我家地里，果子凭啥让他们摘？往年他们摘了也就算了，今年居然想把伸过去的树枝都锯了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！”她的声音尖利，带着浓浓的怒气，额头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。

李大娘也不甘示弱，踮着脚回怼，她比张大妈矮一些，为了气势不输，特意站在了一个土坡上：“凭啥？果子长在我家院子里，掉下来也砸在我家地上，那就是我家的！再说了，树枝伸过来挡着我家晒粮食，凭啥不能锯？有本事你们把树枝砍了啊！”她的声音也不小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扫帚，激动得手都在抖。

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从果树吵到了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——谁家借了谁家的锄头没还，谁家的鸡啄了谁家的菜苗，越吵越凶，眼看就要动手推搡起来。周围围了不少村民，都在指指点点，有的劝架，有的在旁边煽风点火。我站在一旁，听得头都大了，忍不住插了一句：“不就是几个柿子吗？值不了多少钱，至于吵成这样？”在我看来，这简直是小题大做。

我话音刚落，就被赵华甫狠狠瞪了一眼，那眼神像冰锥一样，让我瞬间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，脖子都缩了缩。赵华甫先是示意两人消消气，他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，语气也放缓了：“两位嫂子，消消气，先别吵了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咱们有事好商量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闹僵了多不好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给两人递了根烟，张大妈不抽烟，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两颗水果糖，给了旁边看热闹的小孩，让他们别在这儿起哄。

然后他才笑着对张大妈和李大娘说：“这样吧，树是张大妈家的，这是没说的，果子呢，就两家平分。李大娘家院子大，等柿子熟了，张大妈可以过来摘，但得小心点，别踩坏了菜地，行不？另外，伸到李家院子的树枝，也别锯了，等摘完果子，让老张修剪一下，别挡着晒粮食，这样两边都方便，你们看咋样？”

张大妈和李大娘互相看了看，又嘀咕了几句，张大妈说：“行吧，看在赵所长的面子上，就这么办，不过他们可不能趁我们不在偷偷摘。”李大娘也说：“放心，我们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们摘的时候也轻点，别把树枝都弄断了。”两人的语气都缓和了不少，脸上的怒气也消了。

回所里的路上，太阳已经西斜，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土路上，随着脚步晃悠。赵华甫才慢悠悠地对我说：“你觉得是小事？在农村，一口井、一棵树、一堵墙，都可能是天大的事。咱们警察处理不好，今天吵嘴，明天就可能动手打架，后天就可能闹出人命。这些事看着小，可关系到家家户户的安宁，关系到村里的和睦，能算小事吗？”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像锤子一样敲在我心上。

我低着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心里却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闷闷的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警察的工作，不仅仅是抓小偷、破案子，更多的时候，是要处理这些看似鸡毛蒜皮，却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琐事。这些琐事处理好了，群众才能安心过日子，村子才能太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