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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27章 也不尽是坏人（第2页）

我低头细看日历背面，发现用铅笔极轻地画了个符号：一座倒置的塔，塔尖插入地面，四周环绕着七个点。

心口一阵发烫。

这是育音谷地下控制室的原始设计图标志。而七个点……代表最初的七位实验体监护人。

我猛然想起档案中一段被涂黑的文字：“项目初期采用亲属胁迫策略，父母若不服从指令，则子女将遭受升级干预。”也就是说，有些家长不是被动参与者，而是被迫成为施害者。

那个送日历的人，会不会就是其中之一？

我立刻联系苏倩，请她调取近五年内所有涉及“家庭教育强制培训”的跨境流动记录。两小时后她回复：“发现一名林姓男子，曾持缅甸劳工签证进出云南十余次，每次停留不超过三天。其子登记为聋哑儿童，实际听力正常，但在当地医院接受过‘神经调节治疗’。最后一次入境是在十天前，目的地正是三亚。”

吻合。

我握紧手机，脑海中浮现出一幅隐秘的网络图景：周振国逃亡海外复制工程，而国内仍有残余节点在运作，通过非正式渠道输送技术、筛选对象、测试反应。他们不用官方身份，而是伪装成康复中心、亲子营、情商培训班，打着“科学育儿”的旗号，继续播种恐惧。

更可怕的是，这些人往往披着受害者的外衣。他们自己也曾被操控，如今却成了系统的延续者。

夜深了，陈宇在床上翻了个身，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我没听清。我走过去轻拍他的背，他渐渐安静下来。

我坐在桌前，打开E-7终端，输入一组坐标：三亚、昆明、凉山、北京、哈尔滨、乌鲁木齐、广州。七个城市，七名已知或疑似幸存者所在地。我把它们连成星图，中央赫然浮现一个空白圈??西藏林芝。

那里有一所鲜为人知的盲童学校，三十年前曾接收过一批“语言障碍儿童”，校长是一位退休心理学教授，名叫谭素梅。她在九十年代公开质疑过国家青少年心理评估体系的伦理边界，随后被边缘化，再无学术发表。

但我查到一条冷门信息：去年冬天，她写信给教育部建议设立“情绪表达权”课程，信末署名旁画了一朵野菊。

和阿?院子里种的一模一样。

我几乎可以确定，她知道些什么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叫醒陈宇，告诉他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。“那里有雪山，有森林，还有会唱歌的老师。”

他眨眨眼，点点头，没有问为什么。

临行前，我在民宿门口留下一张纸条，压在椰子壳下：

“三月十七，我在等潮退。”

飞机穿越云层时，陈宇突然抓住我的手。我转头看他，发现他眼里闪着光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用力握了握我的手掌。

那一刻，我明白了什么叫“重建台阶”。不是推翻旧阶，而是在废墟之上，陪一个人一级一级重新学会站立、行走、发声。

抵达林芝已是傍晚。高原空气清冽，远处雪峰泛着淡金色余晖。学校建在半山腰，围墙爬满藤蔓，操场上几个孩子正跟着一位白发老太太打太极。她动作缓慢却有力，眼神清明如湖水。

我上前自我介绍，她听完点点头：“你来了。”

语气平静，仿佛等了很久。

她带我们走进一间图书室，书架上摆满了手抄本，封面写着《听觉日记》《心跳诗集》《说不出的话》。她指着其中一本说：“这些都是孩子们写的。他们看不见光，但听得见风里的故事。”

我翻开一页，上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：

“今天我哭了，老师摸了我的头，说‘哭声也是颜色’。我想，那一定是蓝色的吧，像妈妈裙子的颜色。”

眼泪一下子涌上来。

谭素梅坐在我对面，缓缓说道：“我知道你是谁，也知道你为什么来。K-7是我带过的第一个学生。他不是哑巴，是不敢说话。每次他想开口，就会全身抽搐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，把他往下拽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他被人带走，说是转去北京治疗。再见面时，他已经三十多岁，站在我校门口，嘴里不停念叨‘一级阶，闭嘴不哭’，像个机器人。我认出他，他却不认识我。直到我说：‘K-7，今天的花开得很好。’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声音微颤：“他就跪下了，抱着头嚎啕大哭。那是我听过最像重生的声音。”

“他还活着吗？”

“活不活得成，要看你们能不能找到‘源代码’。”她说，“静默工程的核心不在设备，而在‘羞耻植入’。他们让孩子相信??你的声音是错的，你的感受是麻烦，你不值得被倾听。一旦这种信念扎根，哪怕拆掉机器，人也会自动闭嘴。”

我怔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