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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之后font colorred番外font（第1页）

又是一年深秋。暮云市的天空惯常地蒙着一层铅灰色的薄霾，空气清冷干燥，卷着梧桐最后的枯叶，打着旋儿，落在行人匆匆的肩头或脚下，发出细碎的、生命尽头的脆响。

这一年，对许多人而言，是努力向前看、努力修复、努力在失去的巨大空洞旁寻找新平衡的一年。

郝沐宸和庄晏川因功晋升，肩上的担子更重，眼中的火焰沉淀为更沉稳的坚毅，只是在偶尔提及某个名字时，还是会陷入短暂的沉默。

林国栋的头发白了大半，却将小林烬霆照顾得很好，孩子成绩不错，性格也开朗了些，只是书桌抽屉最深处，还珍藏着一张有些卷边的、姐姐穿着警服的照片。

而齐奕棠，在所有人眼中，似乎也“恢复”了。至少表面如此。

她依旧准时出现在法医中心，穿着熨帖的白大褂或严谨的套装，头发一丝不苟，眼神专注冷静。她的检验报告依旧逻辑严密、无懈可击，是年轻法医们学习的范本。

她定期去看望林父和周老，关心林烬霆的学业，与朋友们的聚会也从不推拒，安静地听，偶尔回应，嘴角甚至会弯起极淡的、得体的弧度。

她甚至开始重新整理那套她们共同的公寓，将林烬舟的一些旧物细心收好，也添置了一些新的、色调柔和的软装，让那个曾经充满两人回忆的空间，看起来不再那么冷清，多了几分“生活”的气息。

她做得很好。好到让关心她的人，在稍稍放下心的同时，心底那丝隐约的不安，也如同水底暗生的苔藓，悄无声息地蔓延。

只有极少数最敏锐的人能捕捉到一些极其细微的裂痕。

比如，她眼下越来越无法用妆容完全遮盖的、常年不散的青黑。

比如，她本就清瘦的身形，在这一年里，以一种缓慢却不容忽视的速度，继续消瘦下去，腕骨突出得惊人，锁骨深陷，像一件精心烧制、却过于脆薄的白瓷。

比如，她偶尔在交谈中，眼神会有一瞬间的放空，仿佛灵魂突然抽离，去了一个谁也触碰不到的远方，然后又在下一秒，若无其事地回归，接上之前的话题，自然得仿佛那瞬间的失神从未发生。

又比如，她左手无名指上那枚戒指，被摩挲得愈发光滑，在灯光下流转着一种近乎温润的、却莫名令人心头发紧的光泽。

没有人说破。大家默契地认为，这是巨大的创伤后，必然的、漫长的恢复过程。她需要时间。而时间，似乎也确实在让表面的水流趋于平静。

只有齐奕棠自己知道，水面之下，是何种光景。

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的诊断，是在林烬舟牺牲后那次在医院，就被提出的。后来又在一次例行体检中被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科主任提出。

当时，她刚刚经历了连续数日的严重失眠和梦魇，在诊室里，面对医生温和的询问，她平静地叙述了自己的症状：侵入性的、无法控制的血腥画面和声音闪回；持续性的警觉过高，对类似的环境、声音、甚至气味过度反应，伴随心悸、出汗；情感麻木与疏离感，对以往热衷的事物失去兴趣；以及……难以遏制的、关于死亡与重逢的强迫性思维。

她叙述得异常冷静、条理清晰，仿佛在分析一例疑难病例。医生听得眉头紧锁，开了药，强烈建议她进行系统的心理治疗和必要时住院休养。

齐奕棠拿了药，礼貌地道谢，然后，随手将诊断书和药方，锁进了办公室最底层的抽屉。

她没有去进行心理治疗，只是按时服用那些帮助睡眠和稳定情绪的药物。

药片最初有些作用，能让她在精疲力竭后，获得几个小时的、无梦的沉睡。很快，身体产生了耐药性，噩梦以更狰狞的姿态卷土重来，甚至不再局限于那间暗室和枪响，开始掺杂更多光怪陆离、却同样令人窒息的场景。

白天，那种情感上的“隔离”感越来越重，她像一个演技精湛的演员，披着“齐奕棠”的皮囊，完美地履行着社会赋予她的所有角色，但内核里，那个真正能感受喜怒哀乐、能对未来有所期待的“自我”，仿佛随着林烬舟的离去，被一同埋葬，只留下一具依靠惯性、责任感和药物勉力维持运转的空壳。

最要命的是失眠。长夜变成了一场无声的酷刑。黑暗如同有实质的潮水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挤压着她的呼吸，放大一切细微的声响。闭上眼，是循环播放的噩梦；睁开眼，是吞噬一切的空洞与寂静。她试过各种方法：阅读枯燥的专业文献，聆听自然白噪音，甚至加大安眠药的剂量。

睡眠像个狡猾的敌人，稍纵即逝，或者干脆彻底叛逃。她常常在凌晨三四点，独自坐在客厅的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城市沉睡的轮廓，感受着血液在太阳穴突突跳动带来的细微胀痛，和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、冰冷的疲惫。

胃炎在持续的压力和紊乱的作息下，频频作祟，带来尖锐或绵长的疼痛，但她常常只是吞下胃药，然后继续手头的工作，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。

她知道这样不对。她知道身体和心理都在发出濒临极限的警报。但一种更深沉、更隐蔽的念头，如同藤蔓，缠绕着她的理智：也许，这样就好。也许，走到极限，就是终点。也许，终点……并不可怕。甚至，带着一种扭曲的、诱惑般的安宁。

这个念头让她恐惧，但也让她在某些极度痛苦的时刻，感到一丝诡异的解脱。她开始更仔细地规划“身后事”：更新了遗嘱，将大部分财产留给林烬霆做教育基金，一部分捐给相关的公益组织，少数私人物品留给朋友们作纪念。

她整理了所有的工作笔记和未完成的论文，确保接手的人能够顺利继续。她甚至偷偷去咨询了律师，关于器官捐献和遗体捐赠的具体流程，平静地填好了表格。

她做得悄无声息，有条不紊。只是在做这些的时候，左手总会无意识地，反复摩挲着那枚戒指。

朋友们并非毫无察觉。

但每次问起，她总是淡淡一笑，用“最近案子多，有点累”、“胃不太舒服，过阵子就好”之类的话轻描淡写地带过。她的理由总是合情合理，她的态度总是平静温和，让人不忍，也不敢过分逼迫。

直到那个秋意已深、寒意料峭的周五。

她完成了手头最后一个疑难案件的复核报告，仔细检查，签字，归档。然后，她清理了办公桌，将私人物品收进一个不大的纸箱。动作很慢，很仔细，仿佛在进行一场郑重的告别仪式。